作者：李致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一百多年来，在人类科学的整体框架上准确地定位中医，这一学术问题未受到高度关注。中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代表的综合——演绎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而形成的医学体系；西医（生物医学）是以分析——归纳的还原性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结构与功能而形成的医学体系。

以大科学观与大科学框架结构为基础，把中医(包括其它传统医学)与西医两种成熟的医学科学体系，并列纳入我国医学科学范围的理念与立场，称之为大医学观。近代以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在西医化的歧途中日渐解体，同时，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逐步向早期的经验疗法的水平倒退。

本文关于大医学观以及大医学框架结构的讨论是一项纯学术性的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以期通过中医与西医基础科学体系的比较，来说明大医学观以及大医学框架结构。

 大医学的研究方向

按照我国《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和我国“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中国医学发展与亊业管理，首先要牢固地确受起有大医学观。

大医学观是大科学观在医学领域的延伸，是由大科学观与大科学框架结构的基础上派生而来的。人类的大科学，包括形上性科学与形下性科学两大类，或者哲学体系下的学科与近代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学科两大类。从大科学的研究方向上讲，中医是形上性的医学，西医是形下性的医学。 

医学工作者不论中医还是西医，从进入医学领域之初，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服务对象，是“人类生命的原形”。人类生命的原形，有人称之为整体的人，有人称之为生命的人，有人称之为原生态的人，论实际意义彼此都是一致的。从《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角度上讲，这两种医学研究的共同起点，都是同一个“形”。只是《周易》的形，泛指世间万事万物，而这里的“人类生命的原形”，指的是具体的活着的整体状态的人。

然而，从跨过“人类生命的原形”进入中医与西医的学科大门的那一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大不一样的关键，是拆开还是不拆开共同起点的那个人类生命的原形——中医不需要拆开，而西医则一定要拆开。学习中医的人假如要拆开生命的原形，他就不知不觉地迈进了西医研究的大门；而学习西医的人假如不拆开生命的原形，他的解剖学考试成绩也就只能得零分了。 

中医不拆开生命原形，收入中医感官的是整体生命之证候。于是中医以整体生命之证候为研究对象，朝着形而上的方向，探索证候的存在及其运动、变化的原因。这时候，中医既要懂得人类的生命与天地之道的关系，也要懂得人类生存的共同特点与规律，还要懂得每一位个体的具体特点与规律。 

西医从着手拆开整体生命的原形那一刻开始，视野里所见的则尽是构成人体的皮肤、肌肉、骨骼、神经、血管、心脏、肝脏、肺脏、肾脏、胃、肠、膀胱等组织器官，以及构成组织器官的细胞、分子、元素。由此可见，西医所面对的人，其实是构成人体的形而下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以及元素。

可以说，人类生命的原形仅仅是中西医两者的出发点而己。从这一出发点开始，中西医各自踏上了互不交叉的两个研究方向。 

从中西医的研究对象上讲，中医研究的是形上之人的生命过程，西医研究的是人的形态结构；中医通过研究整体生命之证候，以查知三道合一之人患病之后的病因病机，西医通过研究人的组织器官的结构与功能，以查知一个人患病之后的病理机制。

至今还有人说，中西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中西医必然要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医学体系。这个说法把中医与西医的服务对象，错误地认为中西医研究的对象了。它不仅误导了当代从事中医研究的许许多多的研究工作者，而且至今仍然误导了初入中医之门的千千万万的青年学子。

 整体生命之证候

证候是由临床“四诊所获知的”。证候既是天地万物之灵的人对自身疾病之苦的诉说，更是医生四诊所得知的患者疾病中的现象。它是由有灵魂、有思维、能讲话的医生与患者双方参与下的显现，更是在掌握医学智慧的医生主导之下的真实显现。中医的证候与生物学家研究动物、植物时的所见，完全不可比拟；与西医临床中的影像学检查、生化检查，也大相径庭。中医见到的是形而上的现象，西医见到的是形而下的影像与数据。

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整体层次上的”“状态”的“运动、变化”，这四方面集中彰显了“生命”二字。证候不仅是人的整体生命过程系统、完整、真实的体现，而且是整体性的中医学不可动摇的研究对象。它既包含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空间特征，也包含了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时间特征。西医的症状、体征着重于病情在空间意义上的特点，却不关心病情在时间意义上的变化。它不能代表人的整体生命的真实，也只是西医对疾病诊断的入门向导，或者临床病理诊断之外对症治疗的一项指标而已。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两个错误。其一是把西医的症状、体征，搬进中医体系，替换中医故有的证候；其二是以中医体系里固有的证候，取代了中医体系里的病机。当西医的症状、体征替换了中医的证候之后，证候原有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时间意义没有了。而中医的研究对象失去了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时间意义之后，中医临床的辨证就失去了意义，中医固有的基础理论指导下的“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的临床思维过程，蜕变为简单的“见症就知病机、见症就可治疗”的临床对号入座了。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两个词汇或者概念内涵的局部改变，实质上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两大基本范畴的混淆与蜕变。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诊疗体系的彻底颠覆。

中医临床中的第一个环节，是通过四诊，掌握疾病的临床证候。通过医生理论思维的辨证过程，以认识产生疾病的病机。然后，以病机为根据的立法、选方、用药、治疗等环节。

获取临床证候、展开理论思维、认识病因病机这三个环节，是中医临床诊疗的核心。随着具有时空特征的证候被西医的症状、体征所代替之后，医生通过辨证思维以认识病因病机的临床诊疗核心环节，统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由此，中医临床诊疗无可挽回地滑向了早期经验医学的水平。

整体生命之证候之上，连着天地之道、人生之道、个体之道。也就是说，证候是由天地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规律、每一个体之人的规律共同作用而来的。在中医的思维里，任何疾病都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临床证候的出现自然是天地之道、人生之道、个体之道的共同塑造。一位中医工作者如果头脑里没有三道合一的概念，他的头脑里就没有整体性的人，没有整体生命之证候，他肯定不会成就为一位合格的中医。

证候的超验性

超验性是一个哲学术语，它讲的主要是先在的理论主体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哲学理论的形成，是人类从现实现象到哲学理论，再从哲学理论到现实现象，经过长期无数次的反覆而走向成熟的。对于生活在人类哲学思维成熟以后两千年的中医工作者而言，当他面对现实中的具体疾病时，头脑中固有的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中医学理论，自然是先在的超验的主体。

 “三道合一之人是形成整体生命之证候的内在根据，整体生命之证候是三道合一之人的外在表现”，就是关于中医临床中理论主体与现实疾病关系的概括性表述。

望、闻、问、切固然是获知临床证候的基本手段，但是临床中通过望、闻、问、切第一次见到的证候，仅是疾病表现在感官层面的初步现实。既然三道合一之人是以往无数的临床中总结而来的理论原则，临床上通过第一次望、闻、问、切之后，所见到的只是初步的现实而已。因此一定要回到超验性的理论原则之中，以三道合一之人加以检验。而且，用三道合一之人的超验性理论原则指导临床四诊，还需要经过“现实-理论-现实……”这样多次的反复之后，才能够完整、准确地掌握每一个具体病人临床过程中的证候变化。

我们不能把中医临床的望、闻、问、切，简单地视为摄像机、录音机的作用。在望、闻、问、切的感官之后，是储存着中医基础理论和善于哲学思维的大脑。储存在大脑里的天地之道、人生之道、个体之道，无时不在中医临床的望、闻、问、切中发挥着超验性的作用。倘若我们把望、闻、问、切的过程简单地视为摄像机、录音机的作用，拘泥于感官所见而对号入座地做诊断，那是对中医“割掉大脑、留下感官”的现代超级愚昧。

近年来，一些人搬来国外循证医学的所谓新模式，企图作为今后中医病证诊断标准化的样板。其实，外来的循证医学里不仅没有中医三道合一之人的超验性理论原则，而且外来的循证里连初浅的中医临床经验也知之甚少。

自古以来医有三等：大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所谓上等的大医，即那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有良相之才，胸怀三道合一之人的中医理论与临床巨匠。所谓中等的医生，应指那些汇通中医的理论原则，善于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能做到治人以除病的良医。而下等的医生，自然是那些不懂三道合一之人的理论原则，不善辨证论治的临床思维，只知道一些经验性方药之技的医生。因此从医国、医人、医病的高下分别中，已足以看出中医超验性理论原则的重要性了。

基于上述，要真正理解整体生命之证候的超验性，则要对构成三道合一之人的天地之道、人生之道、个体之道，有真正的理解。这里的道，便自然而然地将我们的思维引进了哲学领域。然而哲学领域，恰恰是当代学习和研究中医理论与临床时，人们极少涉及的知识盲区。西医不涉及哲学领域，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医却万万不可。中医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孕育下的医学科学，哲学是中医学之母。离开了母亲的中医学，它的临床上到底能走多远，在世界上到底能存在多久，这一个问题是实现中医复兴时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生命与非生命的两极

三道合一之人与物质元素两者，是中医形而上与西医形而下的两极。仅从三道合一之人而言，无疑是人的生命现象最高层次、最完整的概括了。中医的三道合一之人是在深邃的哲学智慧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深刻理解三道合一之人的观念与理论，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中医的防病治病之中，同样需要具有坚实的哲学素养。

把人类生命的原形一层层地拆开——由人的组织、器官，到构成组织、器官的细胞，再到构成细胞的分子，最后再把分子拆开成为物质元素，这一路下来的一层又一层，都是把人体放在非生命视野下的层层深入的拆开，最后彻底进入物质元素的非生命极限。西医的层层拆开是在近代物理、化学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因此深刻认识西医的解剖、生理，并将其运用到西医防病治病之中，同样需要我们具有坚实的物理、化学的基本功。

如果我们把中医形而上与西医形而下，用这里的生命与非生命加以说明，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中医是用对待生命领域的思想与方法，研究人的整体生命现象的医学；西医是用非生命领域的思想与方法，研究人体局部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的医学。因此用生命与非生命的两极来概括中医研究方向、对象的区别，既形象，又准确。

 大科学到大医学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之后，一个学科能否走向成熟，研究方法起决定性作用。

从大科学观来看，人类科学分形上性科学与形下性科学两大类。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运用了综合——演绎的方法；近代物理学、化学研究的对象，主要运用了分析——归纳的方法。综合——演绎的方法，人们常简称为综合法。分析——归纳的方法，人们常简称为分析法。由综合到演绎，由分析到归纳，是人类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Ｍ．波克特教授，是第一位批评当今中国背离阴阳五行学说的外国人。

他指出：“本质和内在的不平衡是，两个医学体系在方法论上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对中医的歧视……一定的方法学和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合的常规标准。中国的科学，特别是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义性一样荒谬”。“由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模糊和麻痹，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克服，连一些中国的医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上述事实”。

纵观人类两次文化高峰的历史和中西医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及其历程，时代需要我国医学工作者正确树立起中西医发展的时空观、科学观。

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出现过两次高峰。两次高峰的科学研究方向、对象、方法各不相同。在时间意义上，人类两次文化高峰的出现，上下相隔一五六百年。因此，人们可以在相同特质的文化科学之间，比如哲学或者体系内的相关学科之间进行比较，以利于东西方、国内外间的相互学习、提高、借鉴、合作。但是，不同特质的形上性与形下性两类文化科学之间，相互不存在可比性。既不能说形上性文化科学比形下性文化科学优越，也不能说形下性文化科学比形上性文化科学先进。既不能用综合性研究方法解释化学的分解反应、合成反应，也不能用分析性研究方法说明哲学的天人相应、对立统一。

而且，科学是超时空而存在、发展的，简单地按照时间序列来区分文化科学的落后与先进，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世界上有谁说过哲学落后于化学，物理学比社会科学更先进呢？不同特质的文化科学，各自有各自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各自有各自内在的科学原理，各自有各自发展前进的历史轨迹。所以，文化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归根结底，是内在于各自传统的历史性演进。 

这就是中医与西医必须遵循的未来发展的时空观、科学观。面对复兴中医的时代强音，说明中医正处于历史的低谷，为什么不能说复兴就是创新，就是告别低谷的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