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专科医师概念不明确、内涵不清晰，如何建设强大的临床专科？困局已在，怎么破解？“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科医生，只有在专科工作的医生。”第四届中国医院临床专科建设与发展论坛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王建安反问：“专科医师概念不明确、内涵不清晰，如何建设强大的临床专科？”困局已在，怎么破解？纵览专科医生培养史，从400年前的师徒传承方式，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科医生的培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制度和资格认证。2003年，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指出，医学教育分为三部曲：无论学制长短的学校医学教育、规范化的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终身的继续医学教育。其中，医学生在修完研究生课程后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包括注册前培训、职业化培训、专科医师或亚专科医师培训，以及其他正式的培训项目。在美国，医师培养已建立起严格的体系。医学生接受4年大学普通教育后，获得学士学位，然后他们会到医学院校继续4年的教育，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第一、第二部分美国医师执照考试（USMLE）；他们会参加住院医师培训职位匹配项目，获得一个毕业后的培训职位；在第一年毕业后的培训（PGY-1year），他们会参加USMLE第三部分考试，通过后获得医师执照；他们还需参加经过认可的住院医师培训项目，进行3~7年的全日制培训。在上述培训结束后，他们通过各专科委员会的考试，达到要求者获得全科或专科医师证书，之后就成为亚专科医师，继续一个相似的过程，比如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美国专科医生的培养过程中，特别注重六个核心能力：患者照护、医学知识、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和成长、人际沟通能力、专业态度、基于体系的临床实践。在王建安看来，当前中国专科医生培养存在以下问题：定义不明确，按工作所在科室划分，医生能力参差不齐；前置培养基础，比如全科、普内科等没有或不全面；培养过程不透明；培养标准不明确；临床培养与学位培养的关系混淆；临床培训与科学研究不明确，研究时常冲击临床培训；专科医师没有准入资格。“中国医学教育的学校培养和毕业后培养，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计划和衔接。现在需要培养的医学生远大于医院能保质保量完成医生培训的承载量。”王建安介绍。他所提到的这一状况，在2013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可以得到印证——平均每家三级医院需培训144名（含本科、研究生）医学毕业生。“大量医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培养基地，无序性强。大医院资源有限，疲于应付5年制、7年制、8年制的实习生。没有培养能力的医院勉为其难，承担培训任务，质量难以保证。”王建安表示，当前医学生的培训过程存在不阳光、不系统、不均衡的现象，而且不同医院、不同科室、不同老师的差异性和随意性很大。他还强调，没有形成阶梯式培养体系是医生培养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主要体现为医学生毕业后，没有全科或普通科的培养，直接到专科甚至亚专科工作。对医生而言，职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时下中国医生的职称体系（分初级、中级、副高和高级）与年资、学历、科研、待遇挂钩，而不与临床能力和资质挂钩。“这也是医学生不愿意接受规范化培训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医学生培养还有一个弊端，当他们成为住院医生或正在培养的专科医生，常常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甚至在三级查房时没有责任人陪同。在王建安看来，导致医学生培训出现这些弊端的原因多样，包括医学生先工作后培训、培训内涵不明确等。“我认为医生培养最重要的是阳光培训和阳光资质。”王建安说。至于何为阳光培训，他给出一系列解释：国家、省、市医生培养应由行政主管负责；根据需求定量，全科、普通科室的需求量和专科医生需求量相互之间建立合适的关系；充分发挥第三方的作用，尤其是学会，如由中华医学会的全科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分会，分别制定相应的指导性培养方案；培训内容与职称内容一致，让医学生根据不同训练，获取不同种类职称；医生培训需要大量费用保障，要以国家为主承担培训生的奖学金和相关培训费用，培训单位适度承担部分费用，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
北京健康促进会
